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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共同富裕需要提高金融供给的质量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股东价值最大化、金融自由化等传统理论指导下,西方国家出现了过度金融化的趋势,导致了去工业化、无产阶级贫困化和经济停滞常态化等消极后果,加大了收入不平等。本文从各国实践中,考察了在收入不平等过程中金融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与贫富差距的相互作用机制,探讨了金融深化、金融开放和股东价值最大化等传统经济理论的局限性,并建议应提高金融供给的质量助力共同富裕。

  收入不平等问题中金融的角色及影响机制

  近年来,在经济金融化、资本全球化思潮影响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过度金融化的倾向。这不仅影响了金融业自身,还影响了整个美国经济,加剧了收入不平等问题。总的来看,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问题之间存在如下作用机制:

  (一)金融挤占实体企业利润,对国民真实财富形成分流。实体企业利润是一国国民财富的根基和源泉。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表明,金融行业利润来自实体产业,金融业规模越大,其从实体经济部分攫取的利润也就越多,可供分配的真实财富也就越少。欧美各国金融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都出现了快速上升,如1960年至2014年,美国金融业占总增值的比重从3.7%增加到8.4%,同时期制造业占总产出的比重从25%下降到12%。金融行业高管薪酬普遍高于制造业等实体企业,金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且差距一直在扩大。究其原因,主要与公司治理机制存在漏洞、薪酬机制设计不合理有关。高管往往给自己设定过多的薪酬,且薪酬大部分由股权和期权等构成,这使得其更关注当期盈利而不关注长期投资。与此同时,薪酬与企业风险没有相关性,当公司经营失败时,其薪酬也并不追回,这使得其常常采取高风险行为以取悦投资者。

  (二)金融存在财富再分配效应,拉大居民财富差距。相比收入不平等问题,富裕人群的财富不平等问题更加显著,这是拉大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因素。首先是货币投放的再分配效应。爱尔兰学者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在1730年出版的《商业性质概论》中提出,货币供应增加时并非每个人都能同时得到相同数量的货币,那些先得到货币的人在购买商品时价格还没有发生变化,造成其实际收入增加,而后得到货币的人虽然有同样多的货币但只能买到更少的商品。因此,货币供应会改变收入分配,先得到货币的人会更受益于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其次是金融市场配置的分配效应。富人资产主要以金融资产、公司股权等方式持有,而穷人则主要以现金收入为主,这使得富人更容易从金融市场波动、宽松货币政策中获益。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股市屡创新高,但这些涨幅主要流向了持有股票的半数美国家庭。相关调查表明,在美国最富有的10%的家庭中,93%拥有股票,而在最贫穷的五分之一的家庭中,持有股票的比例仅为11%。最后是金融信息的分配效应。富人和穷人不仅仅在资产配置形式上存在差异,而且对金融信息获取及甄别能力也存在差异。穷人既存在获取贷款难等问题,也存在盲目借贷问题,特别是金融危机期间,穷人在金融机构的鼓吹之下过度借贷,最终沦为金融周期波动的牺牲品。

  (三)金融改变企业理念及行为,影响产业竞争力和国民财富创造能力。经济金融化使得企业发展的理念发生了根本改变,特别是“股东价值最大化”成为金融判定公司价值的唯一标准,也成为重塑公司行为的最高准则。在此准则之下,上市企业更加关注短期利润以迎合投资者,这不仅影响了企业创新意愿及中长期投资能力,也使得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趋于下降,进而影响国民财富创造能力。美国罗斯福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表明,20世纪50年代,美国企业一般将5%至6%的利润用于研发,而现在这样做的企业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大量企业包括通用、苹果、西尔斯百货、福特等行业顶尖企业都试图从金融市场而不是实体业务获利。

  (四)金融脆弱性对国民财富形成“漏损”。过度金融化还使得金融体系的复杂度和脆弱性明显上升,这使得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救助会更加频繁且规模越来越大。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曾描述了全球受银行业危机影响的比例从1971年的7.5%增长到了1980年的11%,再到2007年的32%。这造成两方面后果:一方面是政府救助会形成对国民财富形成“漏损”,减少可供分配的国民总财富;另一方面是金融危机会加大经济周期波动,影响国民财富积累。还有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当金融发展超过一定合理度时,就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拖累。

  收入不平等的治理:基于各国实践的考察

  共同富裕的核心是通过减少或消除收入差距来实现共同富裕。收入不平等会阻碍经济的增长,严重时会造成社会动荡。这既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和社会问题,与各国的社会制度、收入分配机制、金融发展等都有着重要关系。

  (一)强调“效率优先”的资本主义国家,主要以美国为代表。这些国家更强调效率优先和机会公平,由此产生了“美国梦”的概念。不过,过去几十年美国不平等程度的急剧上升表明,上述做法收效甚微。尤其是过度金融化的发展战略反而加大了收入不平等问题,并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发展前景。经济学家詹姆斯·加尔布雷斯和特拉维斯·黑尔的研究结果显示,在20世纪90年代末,收入不平等的变化与迅猛发展的纳斯达克股票指数之间的契合度达到了惊人的地步。目前,美国是发达国家中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见上表)

  (二)“效率为主、公平为辅”的福利型资本主义国家,主要以欧洲国家为代表。这类经济体的典型特征是“高税收、高福利”,即通过税收调节手段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目前,欧洲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在全球处于低位水平。不过,这些国家也面临高福利导致的财政不堪重负、社会懒汉增多、经济活力下降等诸多问题。2020年,欧洲收入前 10% 群体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36%,低于全球55%的平均水平,是全球收入不平等问题最小的地区。其中,英、法、德三国分别为36%、32%、38%。不过,受多种因素影响,这些国家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也有所上升。

  (三)“以公平为最终目的”的社会主义国家,主要以前苏联和中国为代表。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效率与公平问题上的处理模式并不相同,即使在一个国家也随着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而不断调整。例如1950年,我国收入前 10% 群体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为20%,在全球处于最低水平,但当时的公平建立在极低的工资收入水平之上,完全谈不上富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更加重视“先富带动后富”,以实现在富裕的基础上注重相对公平。目前受多种因素影响,我国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问题。

  我国共同富裕的一般性及特殊性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一直高度重视共同富裕,并在实践中根据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在效率和公平之间进行动态平衡。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发展成为第一要务。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国提出并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先富带动后富”的发展和分配原则,通过发展市场经济提高经济活力,这为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崛起作出重要贡献。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等新问题。这既与居民收入在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和区域之间存在差距有关,还与住房占有资源不平衡拉大财富差距有关。

  总的来看,我国财富不平衡问题在全球处于中位水平。其中,国有企业、土地公有制等社会主义制度对缩小收入差距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近年来由于资本无序扩张、房地产业过快发展等原因,使得收入差距尤其是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财富差距有所扩大。坚守“人民利益最大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新发展理念统领发展全局”。与其他国家不同,我国金融服务经济发展中始终坚持政治性和人民性。

  一是始终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从根本上确保了金融发展的政治性和人民性。二是始终重视国有控股金融机构的中流砥柱作用。国有大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支持国民经济建设、助力国家重大战略落地中发挥了“排头兵”作用。多年来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总资产始终在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占据较大比重,为实体经济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同时,国有金融机构是实施“逆周期”调控的重要抓手,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三是始终重视金融发展的普惠性、包容性、公平性。我国通过建立国家开发银行等三大政策性银行以实现对薄弱行业和特殊群体的金融支持,降低市场失灵带来的冲击。另外,各类金融机构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持续加快发展普惠金融、绿色金融、金融扶贫等,共同助力经济社会包容性发展。

  共同富裕对金融供给提出新要求

  (一)坚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和前提,金融要在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做出新贡献。共同富裕涉及财富的创造,也涉及财富的分配,因此它既是生产问题,也是分配问题。各国经验表明,共同富裕的实现要以持续增长为前提,只有不断做大经济规模,提高发展质量,才能为共同富裕打下坚实的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我国现阶段仍是发展中国家,应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否则共同富裕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金融的角度来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在保持一定经济增速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二)缩小城乡、地区和行业差距是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向, 金融要在缩小这三大差距中展现新作为。我国收入差距主要体现为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行业差距。202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农村居民的2.56倍,远高于英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约为1倍左右),也高于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约为2倍左右);我国东部地区收入约是西部地区的1.7倍,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依旧突出;行业差距明显,收入最高的行业是最低行业的3.6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融需要在缩小城乡、地区和行业差距方面积极作为,助力贫富差距不断缩小。当前我国金融资源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城市较乡村享有更多的信贷资源,并且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仍然存在。

  (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等重要,金融应在支持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增长等方面呈现新气象。共同富裕内涵丰富,既包括物质层面的共同富裕,也包括精神、文化等层面的共同富裕。但我国在绿色发展、养老教育、公共卫生等方面存在较大短板,难以满足居民日益多元化的精神需求。以绿色发展为例,在“双碳”目标下,绿色标准将延伸到所有行业。金融机构不仅需要引导企业降低能耗,实现绿色低碳发展,自身也要更多关注环境保护、企业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水平。

  (四)加大对特定人群的帮扶是共同富裕的根本使命,金融应始终把普惠金融作为发展的重中之重。2020年,我国扶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实现了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的全部脱贫,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当前如何更好地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普惠性金融体系备受关注。事实上,受身体、智力、教育等因素影响,收入不平等具有自发性和长期性,故应加大对遭受身体残疾、重大疾病、家庭变故等特定贫困人群的帮扶。

  主要结论与建议

  (一)反思金融的功能、边界和作用,防止过度金融化。在传统的金融深化、股东价值最大化等经济理论指导下,全球出现了过度金融化的趋势,这不仅加大了贫富差距,也加大了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因此,需要重新思考金融的功能、边界及作用,有所为有所不为。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金融规模越大、越复杂,越容易导致资金“脱实向虚”和风险加大。我国应更加注重提高金融供给的质量而不是规模,始终坚持金融体系的简单透明,避免过度复杂化和杠杆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都试图通过金融深化和资本自由化实现经济增长,一些国家纷纷开启金融自由化之路,金融与全球的联结度明显提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国家开始普遍意识到资本自由化对增长没有直接的积极影响,那些对国际资本依赖较少而不是更多的国家似乎发展得更快。当然,如果一个国家储蓄不足,通过引入国际资本的方法确实能促进经济增长。

  (二)把握金融资本的内在规律,促进资本与产业良性循环。西方国家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治理实践表明,货币政策过于宽松是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我国应汲取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的这一教训,坚持走实业立国、实业兴国之路,避免过度金融化。一是保持货币政策的长期稳健,避免资产价格大起大落,防止国民经济过度金融化。二是严控准入、强化治理,形成“产融结合”新机制。产业资本过度涉足金融业会导致产业空心化,为此应限制实体企业过度参与金融活动,对企业融资并购活动提供指导,抑制企业非理性扩张行为。三是引导资本流向,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坚持房住不炒原则,加大对投机炒作行为的打击力度;保持金融严管态势,加强对资金流向的监管,防范各类主体过度“加杠杆”和资金空转。

  (三)降低金融市场的财富再分配效用,提高弱势群体的金融可得性。累进税制是控制收入与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有效工具,应设定累计的资本所得税,降低富人从金融投机中过度获利。与此同时,可考虑实行全球金融资产实名注册制,防止跨境资金在各国转移和有效遏制逃税漏税。一是加大对特定人群的帮扶,构建普惠金融长效机制。推进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鼓励各类金融机构积极开展适合小微企业、“三农”和特殊群体需求的金融产品和信贷模式创新。二是完善普惠金融配套政策。以科技为引领打造集差异化定位、线上化获客、智能化风控为一体的普惠金融发展新模式;加大对培训、技能再培训和高质量教育的金融投资;加强金融知识普及,帮助中低收入人群增强风险意识,避免其盲目借贷。

  (四)始终坚持金融的政治性和人民性,更好地兼顾公平和效率。一方面,国有金融资本始终以服务国家经济大局为根本使命,这有利于克服市场失灵,加大对经济薄弱领域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国有金融资本的收益主要归国家,这为扩大全社会财富作出了重要贡献。未来,我国将更加注重经济高质量增长与创新驱动发展,金融应围绕这一根本使命,加大对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

  (五)改变企业过度关注当期利润的投资理念及行为,引导其更专注于中长期投资。在股东价值最大化导向下,企业普遍倾向于通过股份回购等方式提振股价,而不是将资金用于中长期投资。与此同时,高管薪酬过多地与公司股权和期权相联系,这使得企业高管更倾向于采取冒险行为以取悦投资者。上述公司治理机制的不合理,使得企业高管薪酬水平过高,不仅拉大贫富差距,也使得企业投资行为过度逐利。因此,要改革公司治理机制,引导其更加专注长期投资。一方面,限制企业股份回购数量和用于奖励用途的股票期权数量;另一方面,改革薪酬激励机制,继续推进与风险挂钩的薪酬索回机制,引导企业高管更关注中长期投资。

  (作者为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主管级高级研究员)

责任编辑:原健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