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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共同富裕须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高瑞东

光大证券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经济学家,研究所副所长。曾任职于中国财政部中美经济对话领导小组办公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济部及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8 月17 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重点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会议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为何要在这一时间点强调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着力点应该在哪些方面?针对上述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光大证券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经济学家高瑞东博士。高瑞东表示,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为推动共同富裕夯实了物质基础。接下来,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力量,与市场“无形之手”共同处理好效率与分配。为此,我们应着力推动养老福利建设、优化社会保障制度;保护劳动所得,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平衡行业间收入分配。

  内涵特征

  《金融时报》记者:请您谈谈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一时间点强调共同富裕?

  高瑞东:首先,在新发展阶段,需要再次审视和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局起步期,也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期、全球百年未遇之大疫情的持续影响期。在这一阶段中,我国发展环境面临复杂深刻变化,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需要再次审视和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其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在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个重大论断,即“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当前,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疫情更是加速了国际格局和国际关系的大裂变。在这一背景下,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中国的事情,扎实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促进共同富裕。

  再次,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更突出“不平衡和不充分”。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为了解决彼时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十四届三中全会至今,我国经济已经发展了将近30个年头,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GDP、人均收入等都实现了巨大跨越。201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论断,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矛盾更突出“不平衡和不充分”:发展不平衡,主要是各区域、各领域、各方面存在失衡现象,制约了整体发展水平提升;发展不充分,主要是我国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发展任务仍然很重。因此,在分配机制上,要发挥政府作用,在市场分配机制失灵时予以纠偏。

  最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迫切,要求更高。当前,我国长期所处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的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体上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现在,人民群众要求变高了,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舒适的居住环境等。因而,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努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成为当下紧迫的课题。

  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为推动共同富裕夯实了物质基础。接下来,应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力量,与市场“无形之手”共同处理好效率与分配。这不仅关乎民生福祉,更关乎打破经济发展的桎梏,全面释放生产要素的潜力。

  《金融时报》记者: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您如何看待这一发展思路的演变?

  高瑞东:共同富裕一直贯彻在我国的发展思路中。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共同富裕表现出不同的内涵,也体现出历史阶段性特征。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我们始终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

  “共同富裕”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1953年的中央正式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提到,通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的首倡。

  改革开放后,我国摸索出一条以经济发展为中心,通过先富带后富的方式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在这一阶段,我们党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打破传统体制束缚,推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这一阶段,我们对共同富裕的认识趋于成熟,强调实现共同富裕必须首先摆脱贫穷,发展是第一要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将实现共同富裕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这一阶段,中央高度重视民生工作,大力推进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三五”时期,累计有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为下一步实现共同富裕打好基础创造条件。

  十九届五中全会后,中央对共同富裕的目标设计更加精细,逐步构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时间路径。综合考虑我国的阶段性特征及现有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等因素,十九届五中全会在擘画2035年远景目标蓝图中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部分突出强调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这样的表述在党的全会文件中还是首次。可以说,无论是主观愿望,还是客观条件,我们在现阶段都已具备了在新发展阶段推进共同富裕的基础。

   实现路径

  《金融时报》记者:会议提出, 要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 您认为应如何实现畅通向上流动通道?

  高瑞东: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0年全球社会流动报告》,我国社会流动性指数为61.5,排名第45。以此估算,如果我国的社会流动性指数提升10个点到71.5,达到葡萄牙、韩国的水平,我国GDP能够额外取得千亿美元级别的增长。畅通向上流动通道,本质上就是要打破既得利益对社会阶层流动的束缚,给社会成员创造公平合理的创富环境,鼓励社会成员人人奋斗力争上游,防止财富的积累构筑成护城河,打压或变相剥削后富群体,形成阶级、财富固化。这样才能使越来越多人通过规范的上升通道进入中产阶层,打造中间大两边小的橄榄型社会。

  畅通向上流动通道最重要的措施在于基本公共教育的均等化。基本公共教育均等化的核心是促进教育机会均等,保障所有适龄孩子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我国是人口大国,幅员辽阔,这决定了我国的教育问题具有复杂性、地域性,这也要求在公共教育资源分配上提高公平性,保障教育资源匮乏地区学生的受教育水平,缩小人力资本差距。同时,要打压牟利资本对基础教育领域的过度渗透,严格整治校外培训超前超标的问题,补齐公共教育资源的供给短板。

  畅通向上流动通道,还需要解决好“代际流动”的问题。“代际流动”指的是父辈和子辈收入的相关性,在国际社会上,对于社会流动性的考察多数就是对代际流动的考察。代际收入的相关性越强,越容易出现富者恒富、穷者恒穷的局面。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一代人的财富积累,“先富者”占有越来越多的存量财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后富者”对社会增量财富的创造,堵塞了“后富者”向上流动的通道。对于上述问题,一般性的办法就是保障社会竞争的公平性,使个人能力在社会竞争中成为核心标准,最大程度上降低父辈的影响。为了实现这一点,除了上面提到的在教育方面加大公平以外,还要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鼓励企业下岗人员、自由择业人员通过自主创业实现人生价值。

  《金融时报》记者:会议提出,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您如何看待第三次分配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由于第三次分配是在自愿基础上的,不是强制的,我们应当如何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效能?

  高瑞东:不同于市场主导的初次分配和政府主导的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社会捐赠而进行的分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1994年《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中提出,“在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之后,社会发展方面依旧会留下一些空白,需要第三次分配来填补。”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确定为基本经济制度,并提出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也提出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在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中,第三次分配被首次明确为“基础性制度安排”,并上升到了国家战略体系层面。

  根据中国慈善联合会《2019年度慈善捐助报告》,2019年中国内地接收款物捐赠共1509.44亿元,占GDP的0.15%;而根据美国施惠基金会《2020美国慈善捐赠报告》,2019年美国慈善捐赠总额约4496.4亿美元,占美国GDP的2.1%,相比而言我国第三次分配水平总体较低。鉴于此,我们认为,建设和完善第三次分配体系,需要在以下两个方面着力:

  一是应健全捐赠制度与机制,充分发挥税收对社会捐赠的激励作用。发达国家对税收相关的捐赠激励实行“疏堵”结合:“疏”指免税待遇,以具有较强操作性的免税法律法规为保障;“堵”指采取较高的遗产、赠予和奢侈品消费类税种。近年来,以《慈善法》《公益事业捐赠法》为主的相关法律法规相继出台,为第三次分配提供了制度保障,我国公益慈善事业正朝着“规范化”和“可持续”发展。立法除了规范慈善捐赠的制度性安排,也应该在税收方面予以社会捐赠实质性的优惠,真正把法律法规转化为推动第三次分配发挥作用的动力。

  二是应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慈善事业发展模式,加强慈善组织队伍建设。慈善事业的发展,一方面要发挥政府的作用,通过财政部门的政策支持,来进行管理和运行;另一方面要借助社会的力量,依靠平等竞争机制,高效管理,并提高整个社会公益事业的效率。在慈善组织队伍建设方面,应着重从建立专业化和职业化的慈善组织团队、加强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提升信息公开透明水平、建立慈善资金使用跟踪反馈机制、增加善款善物流向的透明度几个方面入手,加强慈善组织内部监管。此外,还应健全新闻媒体、公众等社会力量监督和制约机制,加强社会对慈善组织运作的外部监督。

  《金融时报》记者:您认为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着力点还应该在哪些方面?

  高瑞东:首先,社保体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6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基本实现法定人员全覆盖,参保人数已占全球养老保障总人数的1/3,是世界上覆盖人数最多的养老保险制度。

  然而,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的压力日益增大。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总人口达到14.1亿人,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13.5%,比2010年时的8.9%上升了近5个百分点,反映出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在此情形下,劳动力人口规模下行,政府养老金准备缺口也将逐渐扩大。2020年,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估计未来5到10年间,中国养老金赤字约8到10万亿元。因而,推动养老福利建设、优化社会保障制度,是达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

  其次,着重保护劳动所得,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指出,要健全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当前,我国劳动报酬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呈现出“三低”现象:即劳动报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低、工资性收入在居民总收入中占比低、劳动要素在企业内部分配中占比低。因而,应一方面继续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另一方面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使市场机制在配置劳动力资源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再次,完善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一方面,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核心在于增加租赁住房供给,降低租赁税费负担。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保障好群众住房需求,要坚持房住不炒定位,通过增加土地供应、安排专项资金、集中建设等办法,切实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给,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今年以来,北京、成都、西安等地都在加快租赁住房供应,积极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

  另一方面,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重点在于构建租购并举市场,满足不同人群住房需求。对于购买能力较高的城镇居民,支持其通过商品房市场购买中高端的商品住房;购房能力较低的居民,则通过租赁市场、保障房、共有产权住房来解决需求;对于难以承受房租、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政府则提供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其基本住房需求。

  最后,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平衡行业间收入分配。加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监管力度,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有利于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贯通国民经济循环各环节,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国平台经济快速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对推动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平台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是好的、作用是积极的,但一些平台企业存在野蛮生长、无序扩张等突出问题。

  2020年以来,我国不断强调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着重加强平台经济监管,依法查处有关平台企业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作为2021年经济工作中的八项重点任务之一,要求健全数字规则,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加强规制,提升监管能力,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图片 明天)

责任编辑:原健凇